文章目录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三、研究设计

1.数据说明

2.特征事实描述：数字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深度与广度

3.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4)调节变量

4.实证策略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东道国(地区)平台型数字跨国公司集聚的作用

2.“后来者”投资深化与东道国(地区)平台型数字跨国公司集聚效应的动态变化

3.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估计

    (2)样本检验

    (3)其他稳健性检验

五、 拓展分析：东道国因素对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效应的调节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摘要:数字技术发展促成数字平台这一全新组织的出现,它是数字服务创新与提供的载体,更是数字企业间构成数字生态系统的核心。文章基于2011～2020年数字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层面数据,从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角度研究数字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入与扩张决定因素。回归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地区）的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显著提高"后来者"新进入和扩张的投资概率;随着数字企业在东道国（地区）的投资深化,上述正效应有所弱化,但东道国（地区）数字市场发展是持续引资的补充机制;工具变量估计等检验结果证实上述结果稳健,东道国（地区）既有的平台型数字企业与其他数字企业的竞合关系解释了以上关联。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非同源母国的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相较于同源母国的引资作用更大;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对非平台型"后来者"相较于平台型的引资作用更大;在强制执行合约的法律成本更低、沟通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的东道国（地区）,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的引资作用更大。文章的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从投资国视角来看,可以为理解中国数字企业对外投资中东道国（地区）既有平台型数字企业的正向作用以及发生条件提供微观证据,为政策层面引导中国数字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去向提供决策参考;从引资国视角来看,有助于理解促进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对中国引导数字跨国公司投资流向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发展壮大本国数字市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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